《礼记析疑》是清代大儒方苞三礼研究的发轫之作，集中体现了方苞的礼学思想和解经方法。方苞从文献佐证、周代祭祀的配神原则以及周代的男女礼制三个方面对《礼记》所记周天子的高禖祭祀礼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此礼并非周代之礼，而是刘歆所增篡或是吕不韦想要实施却未来得及实施的祈子祭祀之礼。方苞的析疑充分展示了他以“伦纪”解经的特点和优势，为后人厘清了汉唐经学家在注解《诗经》“克禋克祀，以弗无子”诗句过程中对《礼记》的附会过程。但方苞的析疑也存在武断之嫌，混淆了禖神与媒官，也忽视了高禖祭祀的普遍性和地域性。从《诗经》等先秦典籍对周代祭祀的记载以及当代考古发现来看，周代的祈子祭祀有一个从远古高禖祭祀到先妣特祭再到宗庙祭祀的演变过程。祈子祭祀在周代不是天子主持的法定户外祭祀，而是女性的私人祭祀，其演进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由原始走向文明的进步性和残酷性。
算法决策与无罪推定原则的潜在价值冲突正成为数智时代刑事司法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之一。算法决策模型通过数据相关性取代法律因果关系的技术逻辑，可能将历史偏差内化为算法偏见，其构建的风险概率证明体系削弱了无罪推定原则对证明责任倒置与疑罪从无的约束。同时，算法黑箱的不可解释性导致质证权虚化，压缩司法裁量空间，形成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源于技术治理范式下司法权的代际转移，算法通过预测性警务、辅助量刑等应用重构司法决策流程，使司法判断从人的理性异化为数据运算程式，动摇了证据充分性与事实唯一性的法治根基。为应对这一挑战，需构建算法决策实体规制负面清单，明确算法决策在司法证明活动中的实体边界；实施五步审查法，将算法权力运行嵌入程序正义框架；引入算法沉默权，赋予被追诉人对算法决策结果的程序性抵抗能力。通过这些制度设计，在效率价值与权利保障之间建立新型平衡范式，捍卫“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法治伦理。
姚鼐生活的时代正是乾隆时期汉学鼎盛之际，在汉宋之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姚鼐的韩文接受与研究呈现出诸多特色：姚鼐对韩愈古文的大力推崇，在《古文辞类纂》中大量选入韩文，并给予高度评价；在严辨骈散的同时，姚鼐在创作中也开始重视吸收骈文的长处，学习韩文骈散结合、长短相间的一面；姚鼐接受韩愈文道观时加入“考证”，对“不平则鸣”的接受则体现了对宋学的宗法。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汉宋之争有重要关联。姚鼐的韩文接受与研究对以方东树为主的姚门弟子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桐城派与韩文在清中叶始终生机勃勃，屹立不倒。
明代中晚期文人对儒释道三教思想的接受和融合,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处世和创作。嘉隆万之际，社会上形成融通儒、释思想的新学风，生长于此时的吴中名士王稚登，幼从儒业，青年访道，至中晚年开始佞佛。他以诗文反映社会民生，其儒者情怀伴随其一生；他忧病乐生虔信道教，以诗文记录了其奉道之事；中年以后，更以禅宗思想来化解心中块垒，寻求心灵依托。王稚登思想变化的轨迹相对清晰，虽每一时段皆有侧重，却并未发生断层，最终达到融通三教的境界，这不仅是王稚登个人思想的发展结果，更是那个时代文人群体的共性特征。
西汉淮南王刘安谋反事件，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复杂案件，其真实性与背后的历史动因确实值得深入探讨。从汉代到明代，主流历史记载多遵循《史记》与《汉书》的叙述，将刘安视为谋反者，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高度的权威性。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学术视角的多元化，尤其是清代及近现代以来，对刘安谋反案的重新审视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议题，质疑其真实性的声音逐渐增多。这些学者不仅关注史料的真实性，还深入探讨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背景及个人动机等因素。他们认为，《淮南子》的核心思想与汉武帝“独尊儒术”存在分歧、刘安养士著书、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以及司法官员的偏见，最终导致了冤假的淮南狱。对西汉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的全面梳理，有利于正确评价刘安的历史地位，充分挖掘淮南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徽州文化地方特色突出，社会影响力广泛，是优秀地域文化代表之一，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典型意义。聚焦现有的“融入深度不足”“融入方式单一”“融入效果不佳”等问题，从内容筛选、融入路径、评估反馈机制三方面提出改进措施，从而为徽州文化有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定现实可行的方案，也为其他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因出色的艺术演绎与独到的心理叙写，李贺的涉梦题材诗歌自古及今皆广受瞩目。对这一类型的诗歌进行综合考察，会发现其中呈现出特有的“窄境”，以及沉浸于精神世界的内转维度。这种独特的文学征象，凸显出创作者的理论直觉和求新意识。在中唐文学转型的特殊时段，李贺极富个性的艺术探索，引发了众多文士的共鸣与仿效，其中又以李商隐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以表达层面的技术性突破拓宽诗境，实现了从“窄境”到通途的诗学转向，同时也为晚唐以降的文学发展开启了新局。
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基于2014—2023年华东地区省域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维度出发，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及障碍度模型，深入分析了数实融合的动态演进趋势、空间相关性与障碍因子。研究结果显示：华东地区数实融合水平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势；地区间的差距虽逐渐缩小，但区域差异依然显著；层级转移呈现出“高稳低难中易升”的典型特征。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密度成为影响华东地区数实融合的首要障碍因子，且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和政策的差异，障碍因子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近年来，合肥民宿发展迅速，民宿数量快速增长。针对合肥民宿快速发展中暴露的结构性矛盾与升级需求，基于实地调研、案例解析与区域数据对比等方法，系统诊断合肥民宿行业现状特征与核心问题。研究表明：合肥民宿呈现空间集聚与经营主体分散并存等特征，存在产品同质化、文化体验薄弱等供给短板，叠加长三角市场竞争挤压、人才断层与监管滞后等多重制约。提出“政策引领-品牌驱动-数智赋能-区域联动-人才引擎”五维协同框架机制，通过优化产品体系、激活乡土文化资本、完善基础设施等路径，系统性破解合肥民宿资源分散、品牌弱势、协同不足等多重瓶颈，推动合肥民宿高质量发展，并为同类型城市民宿升级提供实践参考。
周煦良是一个文理“兼容”的翻译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他通过译序、注释、论文和随笔等副文本形式呈现了丰富的翻译思想。周煦良翻译目的明确，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学习经历使他所选文本具有文学性和科学性，而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使其所选文本具有哲学性和时代性。周煦良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运用奉为翻译圭臬的“信达雅”，把“雅”重新定义为“得体”，从而使译文风格与原文内容和体裁相称。他遵循严谨的翻译风格，在翻译时表现出高度的翻译伦理自觉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副文本形式解读周煦良的翻译思想，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